可它又分明有着深的浅的斑点,像搅不匀的墨液浮游在清水里,像积年的尘絮嵌在浑浊的乳白里,像空洞、像荆棘、像火焰,像一簇簇的光辉在遮掩住自己的张扬,匿藏在哑光的黑天里。

(一)

  去年我在墓园里看到他的时候,他又赤着脚插在落叶堆里,痴痴地抬头望着——望着并不望着他的麻雀儿——看着那覆着褐色羽衣的肉块从褐色的枝条上滴落,在蔽芾枝叶间射出的光束里翻滚,坠落到青天里去,再把那褐色的、小小的、无力的影子塞到落叶堆里去。

  和他褐色的赤脚一起。

  他看到我,先是愣住,再近乎惊恐地从枯叶的沼中爬出来,凶狠地把他的脚捅到那双被恭恭敬敬地放着的,在一旁的皮鞋里。

  我并不争气的记忆力让我无法立刻理解这幅景象。我单记起他不过像人们称呼他那样,是个不喜欢穿着鞋走路的,古怪的人罢了。

  两年前刚到丁家弄的时候,我曾听别人在路口以“古怪”二字召唤一个走在坡上的,赤足的人。我之所以认定那人是在招呼他而非羞辱他,是因为那“古怪”对他的举动作出了热情的回应,也因为两人脸上浮现的,都是最纯粹的笑容。我听到他答应那人:“我先去老贾那儿,‘大家伙’坏了。老张你稍微等等啊。”那人灿烂地点点头,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上一句“快些啊!”

  那时我暗自估计,这个“古怪”大抵是个好修理师傅。

  那之后我常常能看到“古怪”在楼房间穿来穿去,我心中又指定他是个热肚肠。然而我总觉得叫人以“古怪”未免太过古怪,所以向来不主动呼唤他,所幸家里的器物都安分,不必修。但他与我这个生面孔照面时,总是大方地朝我笑笑。他笑起来格外年轻,让人觉得亮堂堂的,且从心底确信:这人没坏心思,就像他一向赤着的脚一样光明。这个忙碌且快乐的人总是呼呼地把身子卷走,只留下影子与你攀谈,告诉你要修东西尽管找他——除了活人和死人,他什么都可以修。

(二)

  在丁家弄住定个把月后,我和那姓张的人熟络起来了。这个叫张冠的师傅在工厂里干流水线。然而不知道为什么,那工厂隔一段时间就换个产品。多数时间张冠从早到晚被橡胶圈的气味裹着,偶尔刺鼻的味道里会混进些皮革味。再过几天又只剩下稠腻的润滑油味了。

  那日,我又听到太阳蹬着三轮沉向西边去的声音,那操着茧子的叫破烂声涨得天顶上一片通红。我便伏在案上,听这通天的喊叫——晚些时候,它会乘着邻户人家灶台上的油烟气回来。

  然而它今日却抛弃我,同时间私奔了,结局便是干涸的喉咙扯开黏连的肉膜,将我从无望的漫长等待中叫醒时,那三轮已经驶到大地的另外一头去了。偏偏水壶中的盛的尽是——也只有清夜的凉意。我只好重新满上独居人的寂寞,叫这铁器拖着插头同电光火石交欢。独自拎起垃圾袋离开了这深夜的闺房。
  合金门框冲撞楔形活塞的声音在空空的楼道里爬着楼梯,一圈一圈地淌到了楼房的底层,涌入长夜。
  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月光卧在楼道里的水泥地面上的样子。月嘛,还是同千年前一般皎洁。但楼道里的水泥,那时在我脚底下幻光似的变化着、阻止我跌进地狱的硬物,这在我成为丁家弄的新参者之前就默默受着千人踩万人踏、染上过各种污渍的水泥,在白月纯粹且亘古不变的光里,光洁如新蜕皮的蛇的鳞。可它又分明有着深的浅的斑点,像搅不匀的墨液浮游在清水里,像积年的尘絮嵌在浑浊的乳白里,像空洞、像荆棘、像火焰,像一簇簇的光辉在遮掩住自己的张扬,匿藏在哑光的黑天里。

  抬头注视着楼梯深处的漆黑,我才意识到自己反常的神游不过是因为那平日悬于头顶的,用来擦去月光的灯泡,今天病恹恹的。我想起“古怪”的身影来。我让想象里的“古怪”抵着天花板修灯,自己则摸黑下楼了。

  等推开楼道门,我才又沐浴在月光里,然而这大片大片的银光却无法让我兴奋。绕道楼房背面,我看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从另外一栋楼里出来。他远远地看到我,先探出半个身子让我透着夜的迷雾把他看清了——张冠——等他对上了我豁然的眼,便招呼着让我立定不要走,随即反身把下半身从水泥楼里抽了出来,再轻轻合上了漆绿了又锈黄了的铁门。我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的时候,那空茶叶罐撞上塑料桶底,像击鼓一样把混着死鱼味的茶叶香荡在楼与楼之间——张冠小跑过来的身子难以察觉地抖了抖。

  “去不去打麻将?”

  他反手拍了拍我的胸口,又递给我一支烟。

  我用手挡住了那根卷着尼古丁的蓬松纸棒,“不用了。”

  “来来来,三缺一,和我们搓几把。”

  他一边推着我,一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老贾家有“大家伙”。他带着我在好几个我从来没走过的楼道里穿来穿去,然后停在一扇包着锌铁皮的木门前面,从裤袋底掏出一把暗黄色的钥匙,摸到圆台形的凸出后把钥匙捅进去搅了搅。白炽灯的光便从门缝里泄了出来,这个小小的车库间里足足坐了两个人和一台烟灰缸似的电动麻将桌。

  “‘古怪’还能修这……”我冷不防的自言自语,却不想让那三人笑出了声。

  “小王,咱这可没人叫‘古怪’的啊。”

  “大家是叫他‘土怪’。”里头的中年人弹了弹烟灰,指着我说。“不过也没叫错,人好是好,咋就不穿鞋呢。”

  “都从土里来,人家白天黑天都直接用脚踩着地,人家的黄皮肤是土地公亲自从脚染到头顶的,比你的正统多少倍哩!”

  “我看他也没很落魄啊,没钱……也不至于啊……”那人又吸了口烟,叹叹气又摇摇头。“老张,我记得你最近在搞鞋啊,给人弄双来呗。”

  “人就习惯了不穿鞋。苦受习惯啦。不过你说的也是,回头我问问组长,难说以后厂里坏东西要不要拜托他呢。”

  “别傻站着了,快快快,牌早洗好了。”

  那一夜,桌上吹完东风吹北风,然而无论绿条子还是黑筒子都没能逮住我的魂——它飘到赤脚和大地那里去啦!而我看着那长着毛的墨绿色桌面中央,镶着按钮的浮岛无数次升起来又落下去。它一升起来我们就噼里啪啦地把绿背的牌推下去;它一落下,我就看“一萬”、“二萬”、“三萬”在绿和白的浪里沉浮。沉下去的是“一萬”,浮起来就变“九萬”了。“大家伙”把打乱的牌码得整整齐齐,再从四条长缝里变出四垛矮墙,墙的那头是本来还在我口袋里的钞票,墙的这一头是十三张臭得不能再臭的牌。那头的钞票像转盘里的骰子一样在断壁残垣里奔赴天南海北——哪家的牌坊先倒,它就应声过去。
那印着人头的红色纸片,载了我丢了的魂魄,在呛鼻的白炽灯光里飘了一整夜。
他最后飘到张冠手里,再由他回到了我的手上。

  “我拉你来的,今天亏的都算我的。”

  我攥着这张皱巴巴的纸,说不出话来。它从我口袋里出来的时候还是崭新漂亮的,闯荡了一整夜后那
  新钞的味道淡了,如今软踏踏得伏在我手心里,像人的心一样,又红又暖。

  “坏了,水壶烧了一宿了!”我攥着这颗心,猛地扎进夜色。

  远远地我就望进窗里,不用摆弄我就知道。

  “坏了吧。”

(三)

  开春的时候,我到了杭州做了段时间的志愿者。打头做了培训,大概是医护相关的。专家模样的人花了几个小时说了些并没有用的话,便把我们打发到白晃晃的门诊大厅去了。
之后的几天里,我便整天盯着大厅里蹦跳着的人的脚——他们无一例外都穿着漂亮的鞋。
回宁波后,我拖着行李找到了坡上的“土怪”,第一次用响亮快乐的声音叫住他:“‘土怪’,电水壶修得了伐?”他回过头,挤出笑脸:“修!哪楼啊?”

  “戴叔对门!”

  “行!”

  他回过头,一步一步地走开,去拿工具了。

  到家后我便手忙脚乱地找出那破水壶,才嗅到满地的灰尘,然后才推窗,才扫地;他敲门的时候,我才发现冰箱里没有茶叶了。

  打开门,我看到他脚上套了一双棕黑的皮鞋。本想说什么,但想了想,我又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
  他轻轻抬了抬脚后跟,然后突然像受训的孩子一样望着我:“脱鞋吗?”

  想来当时我必是答非所问且残忍地拒绝了他,将他升起过的希望掐死在我的幼稚中。

  “没事,”我其实看到了他的眉毛升起来,又落下去。“家里脏的,不用脱。”

  他的胸膛凹下去了,这个在我印象里快乐的、年轻的人,在几句话的工夫里煞了气,皱巴巴地拖着工具箱荡到客厅。

  我只顾着自己兴奋,也强迫着他和我一同兴奋——他大概是被我的天真擒住了喉咙,不得喘息。

  他换零件的时候,我就讲我在杭州的事情。

  我说那儿人有多体面,他客气地应了应。

  我说那楼房比咱这儿高,又大,他又客气地应了应。

  我说我听了几天医护培训,他的手停了,把头转向我。

  他突然热忱地望着我:“你能看病吗?”我愣着,于是他补了一句:“大伙给我弄了鞋子,太客气了,辞也辞不掉……套了几天脚就怪起来了……我没说大伙坏话的意思啊,就是……”

  知道毛病在脚上,我不知为何立刻来了劲头,大声地说了声“看得了!”——尽管大学时我学的只是药理。

  他又年轻起来了——他把那层人用机器造的人皮扒下来后,像狗吐出了舌头一样全身新鲜起来了,又亮堂起来了。这时我和他才意识到一同被释放出来的还有一鞋的邪气。

  那邪气驾着热气便往面门上扑,像是烂米浆掺了蔫香蕉,再用最次的革皮捶打出来的。越过早已捂住鼻子的手,我看到他那灰黄的脚底赫然染了大片的焦白,同皮肤用水泡开一样。怖人的是那白色的大片密密麻麻地挤着死皮屑大小的孔洞。不深,但让人觉得他的脚底像舌苔一样铺满了泡沫——我几乎能看到黄褐的浊气从那蓬松的白色墓地里爬出来。

  见我色难,他马上又将那邪物封印起来——一同封印起来的还有他仅重现了片刻的血色。

  “普通的脚藓,抹几天药膏就没事了。”

  “抹墙粉那样吗?”

  “是。楼下药房有,你和他说你脚上有藓就行了。”

  “太感谢了,王大夫!”

  “什么话,我什么时候成医生了。您啊帮我修东西,我谢谢您还差不多。”

  “哪有哪有……对了,我少带了个螺丝,要不……?”

  “没事,拿去吧,给您我放心。”

  我看他笑了,他留下影子告诉我不收钱,身子则提着壶跑了。

  那晚,张冠又把我拉到了那个车库间里。

  他们递给我一堆彩色的塑料片,幅散开十来条白色的带子。红色的盘子中间写着“100”,绿色的是“50”,还有黄色的蓝色的。

  “查的严,凑活凑活。”

  “大家伙”已然吞下那些绿白的石头,用它粗壮的舌头搅动了起来。筹码很结实,叠在墨绿色的桌面上甚是精致。而那一块块两指见方的石头,或以“萬”字成群,或以“筒”形结队,不然就气派地刻上“东南西北”,最落魄的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。而与它们没什么不同的我们,正努力地将它们打乱又再结对,或谋一个“四喜”,或求一个“开花”。

  “要么一样,要么顺溜。”

  不断重复着丢牌和摸牌,不过是剔除与多数不一致的,求一个和,一个谐,一个统,一个漂亮。
我生生觉得自己在这炙人的灯光中有什么被褫夺了。

  张冠又把自己的那堵墙推倒了,一眼望去整整齐齐的一片绿色。我同另外三个人一起,一面翻白眼一面让他把筹码揽走了。白色的条纹在桌面上飞旋,那股杂糅着消毒水味道的臭气,又在眉心深处肆虐起来了。

  我说我不舒服,然后逃离了这令人窒息的晕眩。

  我要奔去杭州,回去学怎么修那些土怪修不了的东西。

(四)

  墓园里,“土怪”一步一步地挪到我身边。他每走一步,我就想起一些什么,他到我眼前时,我已完全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了。我看着这个在一年光阴里迅速衰老的人。我看着他,却不敢看他的眼,却也不敢低头,却也不敢抬头,却也不敢别过头。

  他说他上了药以后才发现,如果穿了鞋,会弄脏它,辜负了大伙的好意;不穿,药就都上到土地公身上了,走一步,药就少一点,粘在脚上的石子就多一点,大伙要笑他。
他说,不能辜负大伙,大伙不让他客气的。大伙笑他不过是在和他开玩笑,是对他好。

  他说,鞋不能脱。

  今年,黄叶纷飞的季节里,我特地从杭州赶回来,打心底希望看到这可怜的人能重新快乐起来。等我又找到他的时候,我只说了一句话。

  “我能修活人了。”

  褐色的麻雀儿依然在褐色在枝条间淌来淌去,褐色的叶子也依然静静地伏在石板上——石板上恭恭敬敬地摆着那双褐色的皮鞋。那褐色的赤脚大概就埋在褐色的叶子堆下面吧。

  而他,正像麻将牌一样,立在那片褐色的叶堆里,立在一大片麻将牌旁,已经变成一张再也凑不出对子的牌了。

后记

  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高中时看完刘亮程的《凿空》不久,有在试图模仿刘亮程的笔法,虽然现在看来很多地方过于累赘,但是我仍然很喜欢其中的感觉。

  可惜的是自己一直学不会语言、对话这一类的描写,可能与自己向来不擅长交流有关。再者也缺乏相关的生活经历,大概看起来不是很真切吧。有在尝试着回忆儿童时代家里发生的事,但那种感觉终归是模糊且飘渺的。